我国金融业如何度过疫情危机?对外加强国际合作,对内打好政策“组合拳”

2020-06-22 10:40:19      点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有国际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将出现近60年来的首次收缩。    

    “大灾当前,世界各国必须放下分歧,携起手来,紧密合作。”6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金融管理部门将继续以稳就业、保企业为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

    “郭主席的讲话传递出我国金融业继续对外开放、希望与国际形成合力的积极态度,以及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务实思路。”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表示,“疫情仍然没有过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有很大的冲击,所以金融工作依然是围绕如何抗疫、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帮助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而展开的。”

    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疫情发生以来,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但边际效用在逐步递减。

   面对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的情况,郭树清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他强调,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这表明,下阶段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基调都会相对稳健、审慎,不会因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带来太多负面效果,而是兼顾了短期和长期政策的考量。”李建军分析表示。

    谈及国外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李建军认为,影响可能来自三方面:

    首先,宽松政策可能会带来全球流动性的反弹,导致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这可能会给我国政策实施的效果和能达到的预期带来一定的冲击。其次,对人民币汇率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可能会给我国带来通胀压力,因为资本流动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也认为,流动性过于泛滥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潜在风险,以及在金融市场上资产泡沫风险的客观存在。此外,曾刚还认为,这些政策下过度救助可能会激发道德风险。“可能救助了一些本来该被市场淘汰的、低质量的、无效的甚至是不太符合发展方向的东西,救助还可能会被滥用,让大量的资金流到了不需要救助的人手里,这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同时也可能会削弱市场机制。”

    “对此,正如郭主席所讲,我国要珍惜常态政策空间,增强货币政策传导,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稳定好人民币汇率,防范输入性通货膨胀等。”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说。

    而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我国政策的定力,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监管政策紧盯最大风险,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弹性和耐力,经济也展示出巨大的韧性。

    要看到,疫情并未结束。在曾刚看来,国外宽松的政策给我国创造了更大的政策空间,而我们并没有一味地去放松政策把“子弹”用尽,而是留有很大的政策空间给后续市场变化。“总之,我国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健且着眼于中长期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思路。”曾刚说。

    为有效应对疫情对全球的影响,郭树清提出中肯建议:“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

    对此,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表示,如果各国央行能够团结一致,互通信息,共同进退,全球性重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将大幅降低。不过,各国疫情、经济发展情况都不一样,如何保持一致行动,还需要很大的智慧。

    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郭树清在讲话中传达的务实思路则体现在政策“组合拳”上。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其中,银保监会出台的推动银行落实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等政策,已经彰显了这一思路。

    在此次讲话中,郭树清又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前两项便是进一步鼓励银行与政府加强合作、强化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

    这两项措施在加强逆周期调节、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有怎样的优势?在曾刚看来,这两项措施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结合。“政府在发挥着相应的功能,也在撬动着商业性机构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目前的救助措施里,只靠商业性机构可能不能完全地满足要求;但单靠政府去救助,又容易出现规模有限、道德风险等问题。所以单靠市场或者单靠政府去应对疫情各自都存在一些缺陷,将二者结合就能相对比较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了。”

    而政策性金融机构正是政府政策与市场有机结合的产物,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则能更进一步发挥优势。曾刚表示,这也体现了政策对商业银行在服务支持实体方面的支持,同时商业银行承担风险,充分发挥了微观金融市场化效率的优势,在救助过程中还有助于结构优化。所以在疫情之下,这种结合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另外,王全月认为,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在通过信贷业务支持实体经济时很大的一个风险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商业银行很难全面地评估众多中小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对中小微企业的了解程度恐怕还是没有基层政府了解的多。因此,通过银政之间信息的互通,对于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支持“临时性经营困难”的企业将提到有效的支撑作用,此外也能大大加快财政贴息的效率,将财政纾困资金高效地作用于实体经济。

    娄飞鹏也表示,目前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由疫情外生冲击引起,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大、影响面广,需要较大力度对冲影响,银证合作、政策性金融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商业金融机构二者的优势,增强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政府侧重公平,金融机构侧重效率,利用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防范资金空转套利,提高逆周期调节效果。”娄飞鹏说。


此外,为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积极的作用,郭树清透露,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01

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


02

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


03

推进银行与基金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等各类机构深度合作;


04

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处置非标不良资产,鼓励新设理财子公司加大证券投资;


05

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委托投资、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增加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06

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行差异化比例监管。


针对上述举措,娄飞鹏表示,六项举措侧重从需求侧扩大对资本市场投资,在疫情冲击对投资者信心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引导扩大资本市场投资,有助于更好地稳定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保险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郭树清在讲话中同样对保险业提出务实要求:


01

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营业中断险、出口信用险产品供给,针对抗疫减灾和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品种;


02

支持疫后重建,加大理赔力度,提高理赔效率;


03

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


“在疫情的背景之下,怎样有效发挥保险资金的作用特别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主任朱俊生说。


针对“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这一要求,朱俊生解读为主要是发挥保险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他表示,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直接融资发展不足,资本市场长期机构投资者发展迟滞,以保险为代表的契约型金融和机构投资者发展不充分。


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1.31万亿元,其中债券和股票仅占27.2%。同时,保险业总资产20.56万亿元,约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7.28%,在金融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导致金融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有限。


因此,朱俊生认为,可进一步发挥保险业作为契约型金融机构积聚长期资金的作用,并通过投资促进债券和股票市场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缓解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结构性失衡。另外,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还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结构优化,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为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朱俊生建议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监管部门可以引导保险机构拉长考核期限,优化绩效考核体制,倡导长期投资理念。保险机构要提升投资能力,完善对承担风险的经济激励和责任匹配机制。”


但另一方面,险资在投资过程中,不是什么样的债券都能投资,也需有效防范风险。朱俊生认为,保险机构要根据自身资产配置、负债匹配的需要,根据债券市场的情况,以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做出审慎决定。


“不过,对于险资投资中长期企业债,不能简单用如何避免‘踩雷’的要求来看待。”朱俊生说,“加强风控能力毫无疑问是对的,但为发挥长期资金优势,适当增强风险容忍度也很重要。”